1928年日本在山东济南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征讨张作霖，日军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济南。5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3日，日本军队悍然向中国军民开枪，并杀死国民政府公使蔡公时，中国军民死伤近八千人。在国民政府答应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日军于1929年3月撤出济南。济南惨案发生后，二期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济南惨案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认识，使得中方放弃联日外交，转而与美国谋求合作。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侵略中国上海，遭到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伪满洲国的成立使日本达到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之后，中日双方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于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正文5条，附件3件。依照协定，中国军队只能停留在昆山苏州一带，不能进驻上海，日军则能够继续留驻上海，此协定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四行二局”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国民政府在成立中央银行的同时，采用增加官股和派遣人员的办法改组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改为经国民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1935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将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有发行兑换券及农业债券的特权。同时，国民政府还设立了以经营进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从事小额储蓄、储金汇兑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垄断全国的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这样，“四行二局”便成为国家资本金融垄断的中心。
中国抗日名将。字荩忱。生于山东临清。1914年在奉天从军，曾参加国民军起义及北伐诸战役。1933年长城抗战，任前敌总指挥，亲率所部在喜峰口抗击日军。七七事变后，1938年率部参加徐州会战，与号称铁军的日军板垣师团鏖战，终获大胜，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受到国民政府传令嘉奖，升第二十七军团长，仍兼第五十九军军长。9月参加武汉保卫战。1940年5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日军集重兵由信阳、随县、钟祥3路进攻襄樊，张亲率3个团由宜城渡过襄河（汉水），直趋枣阳截击日军。渡河后，与日军奋战9昼夜，在追击中陷入重围，身负重伤，于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壮烈殉国。国民政府明令追晋为陆军上将。
民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中间党派。其前身是成立于1941年的中国民主边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之初,其盟务为倾向于的青年党操纵把持,直到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才结束了这种状况。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从中间路线走向革命路线的转折点，标志着其真正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了；会后民盟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政治路线.《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中国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规，1947年10月，由中国颁布。1947年7月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真实的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并积极参加入民；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阐明了这一方针。他指出，凡属于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可以监督派，派也可以监督，各党派要互相监督，互相提意见、作批评。这一方针，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处理同各派关系而提出的八字方针，对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
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公报。主要内容：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国方面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等；美国方面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仍然顺利进行，而日本为了控制东北，对不能完全服从的张作霖施行暗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实际控制者。国仇家恨，使得张学良断然投向国民政府，“东北易帜”，表示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从而使国家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厌俄情绪高涨，挑拨张与俄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中东路”事件
（2）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其他反蒋派进行大规模的混战，又称蒋冯阎大战。1930年春，冯、阎、桂及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形成反蒋大联合。3月，冯、阎、桂将领联名逼蒋下野，推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4月1日，阎、冯、李就职。5月，蒋介石下达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京津，促成了蒋介石的胜利。
（4）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离开东北老家，被蒋介石调到陕北围攻红军，展开宣传，号召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引起了东北军的共鸣。张学良同共军作战中经常失败，于是不想同共军作战，同时也不想被蒋介石接口收编。于是1936年，当蒋介石抵达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共时，张学良毅然联合十七路军长官杨虎城发动政变，囚禁蒋介石，实行“兵谏”，后来在各方调停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了内战的停止与抗日统一阵线年提出的“三面红旗”做一评述
三面红旗，是中国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意指“总路线、、人民公社”。它是时代的历史产物。
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改称为“三面红旗”。“三面红旗”的出现，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1958年前后，在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胸怀“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气概，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接连干了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发动的“”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时，辽阔的祖国大地到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变，超英赶美”的壮观场面。
党中央和主席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是好的，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各项建设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28年日本在山东济南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征讨张作霖，日军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济南。5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3日，日本军队悍然向中国军民开枪，并杀死国民政府公使蔡公时，中国军民死伤近八千人。在国民政府答应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日军于1929年3月撤出济南。济南惨案发生后，二期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济南惨案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认识，使得中方放弃联日外交，转而与美国谋求合作。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侵略中国上海，遭到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伪满洲国的成立使日本达到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之后，中日双方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于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正文5条，附件3件。依照协定，中国军队只能停留在昆山苏州一带，不能进驻上海，日军则可以继续留驻上海，此协定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四行二局”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国民政府在成立中央银行的同时，采用增加官股和派遣人员的办法改组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改为经国民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1935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将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有发行兑换券及农业债券的特权。同时，国民政府还设立了以经营进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从事小额储蓄、储金汇兑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垄断全国的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这样，“四行二局”便成为国家资本金融垄断的中心。
中国抗日名将。字荩忱。生于山东临清。1914年在奉天从军，曾参加国民军起义及北伐诸战役。1933年长城抗战，任前敌总指挥，亲率所部在喜峰口抗击日军。七七事变后，1938年率部参加徐州会战，与号称铁军的日军板垣师团鏖战，终获大胜，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受到国民政府传令嘉奖，升第二十七军团长，仍兼第五十九军军长。9月参加武汉保卫战。1940年5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日军集重兵由信阳、随县、钟祥3路进攻襄樊，张亲率3个团由宜城渡过襄河（汉水），直趋枣阳截击日军。渡河后，与日军奋战9昼夜，在追击中陷入重围，身负重伤，于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壮烈殉国。国民政府明令追晋为陆军上将。
民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中间党派。其前身是成立于1941年的中国民主边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之初,其盟务为倾向于的青年党操纵把持,直到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才结束了这种状况。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从中间路线走向革命路线的转折点，标志着其真正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了；会后民盟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政治路线.《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中国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规，1947年10月，由中国颁布。1947年7月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身的革命果实，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并积极参加入民；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和《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阐明了这一方针。他指出，凡属于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理由不对它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所谓互相监督，当然并非是单方面的，可以监督派，派也可以监督，各党派要互相监督，互相提意见、作批评。这一方针，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处理同各派关系而提出的八字方针，对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
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公报。主要内容：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他几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国方面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等；美国方面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仍然顺顺利利地进行，而日本为了控制东北，对不能完全服从的张作霖施行暗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实际控制者。国仇家恨，使得张学良断然投向国民政府，“东北易帜”，表示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从而使国家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厌俄情绪高涨，挑拨张与俄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中东路”事件
（2）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其他反蒋派进行大规模的混战，又称蒋冯阎大战。1930年春，冯、阎、桂及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形成反蒋大联合。3月，冯、阎、桂将领联名逼蒋下野，推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4月1日，阎、冯、李就职。5月，蒋介石下达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京津，促成了蒋介石的胜利。
（4）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离开东北老家，被蒋介石调到陕北围攻红军，展开宣传，号召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引起了东北军的共鸣。张学良同共军作战中经常失败，于是不想同共军作战，同时也不想被蒋介石接口收编。于是1936年，当蒋介石抵达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共时，张学良毅然联合十七路军长官杨虎城发动政变，囚禁蒋介石，实行“兵谏”，后来在各方调停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了内战的停止与抗日统一阵线年提出的“三面红旗”做一评述
三面红旗，是中国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意指“总路线、、人民公社”。它是时代的历史产物。
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改称为“三面红旗”。“三面红旗”的出现，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958年前后，在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胸怀“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气概，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接连干了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发动的“”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时，辽阔的祖国大地到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变，超英赶美”的壮观场面。
党中央和主席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是好的，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各项建设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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